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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丘：“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城市

作者: 来源: 商丘日报时间: 2016-04-22 阅读: 次在线投稿

商丘：“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城市

班琳丽来源：商丘网—商丘日报

　　李林绘

2015年12月4日—6日，商丘师范学院汉梁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李可亭教授，在“商丘古都文化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15年年会”上，向参加会议的专家提出了商丘是“中国圣人文化圈”这一学术命题。

之后，不断有存疑的声音出现：“圣人文化圈”核心为什么和商丘有关？“圣人文化圈”为什么在商丘首先发起，而不是周口鹿邑？山东曲阜？或是别的城市？是提“中国圣人文化圈”还是提“中华圣人文化圈”这个概念更好？

4月4日，记者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将“圣人文化圈”这一橄榄枝抛给商丘的第一人、文化部主管的中华社会文化发展基金会副秘书长蒋晔先生。蒋晔先生这次在清明节回乡祭祖扫墓，在商丘被人们广为所知的沈阁老沈鲤是蒋晔先生母亲的先祖。沈鲤祖籍睢阳区沈营村，据沈氏家谱记载，沈营建村史已长达627年，当属商丘名副其实、具有历史文化传统的古老村落了。当天，几千名村民自发到墓地祭祖，自发捐款6万多元，为沈营建村627年及纪念沈鲤树立了纪念碑，并准备修复沈氏祠堂。村民们说：沈鲤是明朝“三代帝王师”，是清官廉吏，他们祭祖，是让一代一代的子孙记住“根”，是响应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让走出村子的后人记得住故乡，找得到乡愁。

祭祖过后，记者听蒋晔先生谈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教育家许嘉璐先生，最近一直在讲《跨文化交际概论》，在讲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几十年前所提出的轴心时代，更强调指出，新的轴心时代即将到来，我们中国要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对此，这次回故乡商丘祭祖扫墓的蒋晔先生提出：“新的轴心时代”对商丘，无异于当今文化中国时代的“文化大京九机遇”。今天的商丘应当为迎接“新轴心时代”的到来，更加自觉地提前做好准备，否则，就像商丘在20年前失去“大京九机遇”一样，这次将有可能再次失去“文化大京九机遇”。

角度：多维角度诠释“中华圣人文化圈”概念

蒋晔先生首先祝贺商丘向当今学术界抛出了“中国圣人文化圈”这一学术命题，并说这是商丘的光荣，也是商丘文化新的梦想。

蒋晔先生表示：围绕这一学术命题出现各种存疑的声音，这很正常，也很好理解，而正恰恰表示，这是我国学术界对商丘的一种极大的关注。“圣人文化圈”既不是一个普通的学术命题，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诠释或理解它，其角度都应该是多维度的。若以今天的商丘行政区划，来看待诞生圣人文化现象的商丘、在2500年前的历史地理空间，那便是坐井观天了。

“首先，碎片式的角度不可取。”蒋晔先生说。今天的行政区划，特别容易让人们的视野局限化，容易将一个整体文化现象进行碎片化分割，若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待春秋战国时期的行政区划，则是把“圣人文化”碎片化了。看待今天的圣人文化、以及产生圣人文化现象的商丘，一定要回到2500年前，回到圣人诞生、活动，并向世界“轴心时代”作出伟大贡献的那个时期。以这样的历史观看待历史，才有利于当下。

“另一个角度，要从文化圈的‘圈’上看，而不是从‘点’上看。”“圣人文化圈”指的是一个“圈”，而圣人的出生地，则是一个个“点”。若站在“圈”上看，则是圣人文化的全部，是总和。若站在“点”上看，圣人文化则是被割裂的，是“点”的局限，是碎片式的。

若从“点”上看，与孔子有关的“点”则有多个，至少一个是山东曲阜，那是孔子的出生地。一个是商丘夏邑，那是孔子的祖籍地。孔子虽生在山东曲阜，著书立说在山东曲阜。而孔子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则是肇始于河南商丘的商宋文化，以及商丘更加久远的源头文明。

商丘是中国上古时期燧人氏、伏羲氏以及女娲、栗陆氏、高辛氏、火神阏伯等的重要活动地，是中国夏朝少康中兴地，是商朝建都地。春秋时的宋国，是孔子先祖微子启所建之宋，庄子所称“宋人”之宋，墨子言及“宋国”之宋。宋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雄霸中原几百年。

更有意思的是，老子、庄子与孔子、孟子，他们的出生地均在以商丘为圆心的、方圆200公里以内的一个文化圈上。商丘作为“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不是人为造成的，而是历史所造成的一个事实。蒋晔先生说，他不是这一重大文化现象的创造者，而只是一个发现者。祖先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我们作为后人，仅仅是发现者。

“我们要从文化体系的角度，来诠释与看待‘中华圣人文化圈’。”蒋晔先生说，我们谈及圣人，不能单单地就老子谈老子，就庄子谈庄子，就孔子谈孔子，就孟子谈孟子。中华圣人文化是一个文化体系，不能仅从某一个圣人来谈总体的中华圣人文化。若以某一个圣人来谈中华圣人文化，则割断了圣人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影响的血脉。

讲到“圣人文化圈”这个概念，蒋晔先生特此表明：“一定要叫‘中华圣人文化圈’。中华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也包括日本、韩国、朝鲜、越南、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大文化圈，不仅仅指中国这一个国家。这样就会把‘圣人文化’看小了，看轻了，把商丘在历史上的地位看低了。中华文化如果对全世界华侨而言，其影响到的范围就更大了。中华文化在今天能够走向全世界，与6000万华侨的贡献是分不开的，这些华侨的血管里，流淌的是中华圣人文化的血液。”

蒋晔先生在此提及，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与文化专家座谈时鲜明地指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他认为，中华圣人文化是一个文化含义，它所开创的轴心时代是一个世界概念。一直以来，中国做“点”的文化多，做“圈”的文化少。商丘要做整体文化体系的思考，做中华圣人文化体系的思考。目前主动推出的“中华圣人文化圈”非常重要，这将是商丘作为中国600多个地级市、首做中华文化体系思考的先例和标杆，也将是商丘一个崭新的文化形象，更好地为世界所认知。

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文化南巡”释放给商丘什么信号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曲阜考察，并来到孔子研究院。桌子上摆放着展示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刊物，他一本本饶有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随后，习总书记同有关专家学者代表座谈，听取他们发言后表示，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蒋晔先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曲阜考察，其重大意义正如邓小平为了改革开放，1992年去深圳南巡一样，这是一次“文化南巡”。

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一直把山东称为他的“父母之邦”，把河南商丘称为他的“祖先之国”。他出生在曲阜，著书在曲阜，而他思想与成就的重要源头之一，则与商丘的商宋文化、以及万年商丘诸多中华文化源头有密切的关系。

《礼记》中记载孔子自道：“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意思是我少年时住在鲁国，穿袖子宽大的衣服；长大后住在宋国，戴章甫之冠。章甫是殷人的一种帽子，故殷人遗民孔子戴这种帽子。孔子去世后，弟子们也给他戴了这种帽子。2007年北大著名学者李零先生重走孔子周游列国路线，到过商丘，他说：“孔子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其先祖宋人的性格。”

史载孔子早年外出学礼，先到杞、宋两国。到杞国学夏礼，到宋国学殷礼。杞国是夏后氏后裔封地，但时日太久，夏代文献荡然无存，遗迹已被湮没。孔子到此考察夏礼仅得到夏时历法之书。去宋国学殷礼，文献也不多，得到《坤乾》阴阳卜筮之书。因为孔子到宋学殷礼时，已是春秋晚期，距微子启周初立国已有500多年。但从这些文献中也能看到阴阳的功能和礼的区分等次，并由此看到礼的演变道理和周转程序。

“礼”是孔子儒家学说的内核，即制度沿革。他认为，夏、商、周三代制度核心是礼。孔子的规矩是“礼”，这是其一生的要旨。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无疑，“礼”的复兴与重建，既关乎依法治国下的国计，也关乎安定团结下的民生。

“商丘主动推出‘中华圣人文化圈’，这是对习主席‘文化南巡’思想的一次积极响应与践行。这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精神动力。”蒋晔先生说。

光荣：“一带一路”给予商丘迎接“新轴心时代”哪些启迪

记者自获得2016年中国诗歌春晚荣誉以来，不断认识并近距离接触到当前活跃在中国诗坛上的翘楚人物：中国诗歌春晚总策划、诗人、辞赋家屈金星先生，中国诗歌春晚顾问、著名作家、诗人洪烛先生，著名诗人、学者、翻译家北塔先生，以及著名诗人、社会活动家武眉凌女士，著名诗人、“新丝路·新诗路”文化之旅活动推动者刘铜瑞先生等。他们不仅在写诗，而且借诗歌野草春风般的影响力，和国家“一带一路”文化与经济的宏伟畅想和建设，推动城市之间以诗歌为媒开启旅游的“一带一路”构想。

屈金星先生，屈原后裔，北京资深媒体人、文化策划人、诗人、辞赋家、中华新辞赋运动发起人之一。屈金星先生虽不是商丘人，因是辞赋家，商丘是中华辞赋开先河之地，一直关注着商丘文化的崛起。他说：“诗歌界借‘一带一路’的启迪，开启了中国诗歌百年新的光荣与梦想。今天的城市，特别是文化底蕴深厚的商丘市，是时候借‘一带一路’的启迪，开启城市之间的文化联盟之旅了。”

蒋晔先生表示，当今的城市区划，既然规避不了碎片式的区域划分，那倒不如城市之间借相同的文化血脉，结成文化联盟，相互带动，相互促进。

为此，蒋晔先生建议，开好城市之间的联盟会议很关键。会议地点可以长期选在商丘，因为商丘是“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城市；也可以联盟城市之间轮流坐庄。当下如走好三步棋，将意味着商丘可高举“中华圣人文化圈”大旗，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第一步棋，将“中华圣人文化圈”所涉及的重要城市的“点”，连成一个圆“圈”，形成一个“面”。商丘作为“中华圣人文化圈”的核心城市，可西联周口鹿邑、安徽毫州，东联山东曲阜和邹城。

第二步棋，将圣人所有到过的城市，建立起一个更大的联盟。城市之间发挥好高铁、机场、高速公路的优势，开展好“中华圣人文化圈”旅游。

第三步棋，在世界范围内，将与“轴心时代”有关的国家或地区城市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盟。1949年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命题。雅斯贝尔斯认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在中国、印度、希腊都曾有过思想文化的飞跃，是人类精神的大觉醒时期，他称之为“轴心时代”。这在当时的国际思想界和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反响，并引发了长期而广泛的讨论，直到今天。

蒋晔先生说：“整个世界正在进入‘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时代’要以‘轴心时代’为原点，从人类的导师圣人那里去汲取伟大的智慧，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作为‘轴心时代’三大核心区之一的商丘，应当为这个‘新轴心时代’的到来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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