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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况史诗印象:用现代意识构建起史诗帝国

作者: 文化财富网 来源: 未知 时间: 2021-07-16 阅读: 在线投稿

用现代意识构建起史诗帝国

——张况史诗印象

野松

摘要:诗人张况近些年来专注于宏大史诗写作。张况运用现代思维、现代思想观念也即是现代意识去解说历史、评判历史。张况的史诗写作气象万千,最大的特色就是引入现代概念和现代观念,去诗意地唱出自己对历史的新解——也即是自己的历史情感体验。张况的史诗创作,已然成为他融入历史融入时代,具有强烈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的艺术自觉。如今,他所创作的全民族全景色的《中华史诗》,已经有效地填补了汉民族恢弘史诗创作的空白,他已用他的21卷长诗成功地构建了属于他也属于我们新时代文学的“史诗帝国”。张况应是中国逾百年新诗史中史诗写作第一人!

关键词:现代意识  中华文化  张况  史诗  帝国

诗人张况近些年来专注于宏大史诗写作。我曾在一篇评论《好诗在〈射门〉》中简要地评述过他的诗歌,认为近年来在《射门》诗刊发表作品的诗人当中,写得最大气磅礴、豪迈奔放的当数坚持中国当代新古典主义历史文化诗歌写作的张况了。去年7月,我受张况之邀前往佛山参加一项文学活动,活动结束后,他赠我三部诗集:《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前段时间,我认真阅读后的第一感觉就是:张况应是中国逾百年新诗史中的史诗写作第一人!

在中国史诗学界,一般都认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史诗甚少,只有少数民族的几部以口头传唱的史诗,而汉族人所著的长篇史诗可谓凤毛麟角。从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中判断,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汉族人可能囿于艺术思维方式、语言表达方式、文字篇章书写困难等原因,写的长篇史诗不多,而少数民族能真正流传下来的毕竟也只有屈指可数的三部:《江格尔》(蒙古族史诗)《玛纳斯》(柯尔克孜族史诗)和《格萨尔》(藏族史诗),但这三部史诗均为口传史诗,以前都是以口诵方式流传下来,而非以文字方式流传下来,也只是到了现当代才开始被有关学界重视,才以文字形式去进行整理(有的已经整理完毕,有的仍在整理之中)。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老一辈诗人当然也写过一些长篇叙事诗,如郭小川的《深深的山谷》《白雪的赞歌》《严厉的爱》《将军三部曲》《团泊洼的秋天》,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生活的歌》《杨高传》,张永枚的《西沙之战》等,这些作品虽都有着明显的时代印记,有着一定的现实性和社会性,但在我看来并不算得是真正意义上的时空跨度较大的宏大史诗。

时代勃兴,必然带来文化的勃兴、文学的勃兴。进入新时期,中国诗坛兴起了长诗创作的热潮,一些有才华有抱负的诗人纷纷写作反映我们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史实性较强的长诗。一批华语诗人如叶延滨、北岛、海子、顾城、欧阳江河、吉狄马加、洛夫、莫言、梁平、李松涛、杨炼、海男、黄亚洲、车延高、张炜、邱华栋、丘树宏、陆健、臧棣、刘仲、程维、洪烛、李发模、李少君、李自国、李孟伦、田原、曹宇翔、陈人杰、陈陟云、胡丘陵、胡红拴、冰峰、冯晏、周瑟瑟、爱松、峭岩、杨廷成、雁西、周占林、赵晓梦、赵克红、叶玉琳、高旭旺、卢卫平、卢文丽、阎志、潇潇、罗鹿鸣、龚学敏、吕德安、安琪、大解、郑小琼、老刀、柏明文、商泽军、罗云、龚璇、梅尔、缪克构、汪渺、北塔、顾偕、散皮、王学芯、王童、王桂林、王长征、王业勤、宝蘭、马启代、马慧聪、马丽、马晓康、马文秀、十品、冰虹、冬箫、花语、韩庆成、邵悦、方舟、包悦、高世现、郭杰广、李桥航、张春华、张栓固、张玉太、张竹林、张元、赵琼等均有长诗作品问世,其中一些诗人还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五个一工程、中国长诗奖等。如四川诗人刘仲四十年磨一剑,已经出版过三次(每出版一次均作出修改、补充和完善),长达10万行的《在河之洲》,但这只是一部以川中某一家族的发展史来再现近当代中国百年社会发展史,具有小说性质,地域性极强,时间跨度只有一百多年的史诗。福建诗人罗唐生持续创作了十多年,我为之作序的即将出版的《闽江闽海》,也仅是一部融地理文化、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于一炉的区域性文化史诗。而张况历18年时间之长,写作了《中华史诗》21卷,10余万行200万字,时间跨度巨大,上溯远古神话时代,下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大清帝国,几乎全部涉及到中国的各个历史朝代,中华几千年文明史均在他咏唱的史诗中,史实性文化性思想性甚强,除了我已经阅读了的《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之外,之前还出版了“史诗三部曲”《大秦帝国史诗》《大汉帝国史诗》《大隋帝国史诗》(其中《大汉帝国史诗》分西汉东汉两卷,《大晋帝国史诗》分西晋东晋两卷),其它的10多卷也将陆续出版,这必然会引起中国文化界尤其是诗歌界更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因而,我认为,在当代中国诗坛,能以一己之力接连创作了21卷体例庞杂、颇具艺术成就的长篇史诗,应是绝无仅有的。故而,我敢说,张况应是中国逾百年新诗史中史诗写作第一人!

通读张况的这三部史诗《三国史诗》《大晋帝国史诗》《大唐帝国史诗》,窥一斑而知全豹,我觉得,张况是用现代意识来解读历史和评判历史,以说唱的方式来抒写历史,也就是说是用现代意识来大气地诗意地说唱历史。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诗人运用现代思维、现代思想观念也即是现代意识去解说历史、评判历史,可以说,张况的史诗写作气象万千,最大的特色就是引入现代概念和现代观念,去诗意地唱出自己对历史的新解——也即是自己的历史情感体验,如:“历史惯于在人类的杀戮之后/沉默地潜夭亡后的帝国收尸/时间是一位专事棺椁生产的慈善家/它乐于在历史的刚需时刻伸出援手/乐于替每一个无人哭丧的寒碜的葬礼/免费提供一个拒绝忏悔的宽敞的停尸间”;“历史惯于享受片刻的晴朗/而又乐于接受恒久的阴郁/时间真像一台永动器啊/民心只是其中的一个坎/谁敢在史识中一路撒横/谁就将遭到活埋的命运”(《大唐帝国史诗》)历史就是死去的时间,就是已发生一切也已消亡一切的时间,而时间是历史的永动器,是孕育历史的温床,是历史向前发展的无形推手。诗人在他的史诗中将他对历史的深刻认识有效地形象化,而这种形象化的历史解说又有效地提升了他史诗的力度、高度、深度和广度。

张况的史诗写作,善于将现代理念融入到古代历史之中,特别是善于将当代的一些政治概念运用到史诗写作之中:“一个进入快车道的新帝国/在君臣以人为本的共识中/很快获得了前进的原动力”;善于将新时期的一些治国理政观念融入到古人的心理描写之中,更显得融古通今,有效地增强史诗的可读性和亲切感,如:“民间的力量一旦聚集起来/就具有摧枯拉朽的正能量/可以将一切腐朽势力掀翻/在野的暗流一且通动起来/就具有势不可挡的汹涌范/必须高度重视百姓的诉求/及时纾解民间赤贫的困苦/必须高度关注社稷的疫情/及时舒缓江山带血的舆情/必须从具体的利益攸关点/切入民间最为迫切的呼声/为百姓施舍一点实在好处/必须从真实的社情舆情中/切入民意最朴实的话语权/让百姓得到一点具体实惠/唯有将这些表面功夫做好/才能准确把好江山的脉搏/为大唐刚稳定下来的阵脚/增添一点稳步前行的活力/唯有熟悉这深层次的内涵/才能达到知己知彼的境界/为刚上了轨道的帝国热身”(《大唐帝国史诗·第十一章 贞观交响曲》)。

张况有十分开阔的对中国历史评判的现代性视野,这自然会让他的史诗写作站点甚高。因此,张况的史诗写作意图非常明显,他大一统的家国情怀十分自然地展露和袒呈于他每一卷史诗的宏大结构和精妙构思之中。他的《三国史诗》,就始终以实现中国版图完整统一为皈依作为历史陈说主线和情感表达主线,因而,他在写作中就比较注意不去刻意为三国三足鼎立的长久性、开裂性作诗意的说唱,而是尽力将三国之君主的互相争斗最终想实现中华统一作为表现主题,让“分久必合”的传统家国理念在诗中得以落实,而不是让“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诗中漫延。因而,可以说,张况的史诗写作,是将现实主义的抒写主调贯穿于浪漫主义的吟唱之中。

中国文人,尤其是有辩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对历史的演变进程,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表述,而作为具有开放意识、广涉中西文化的当代优秀诗人,则对朝代变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文化的评判,更有其深刻与独到的洞察。诗人张况喜欢让自己锐利的目光穿透迷云惑雾,对历史进行审视和批判:“无数个彪悍悲怆的事实/正努力挺直它们的腰杆/它们提剑汗马/一起撑破了压抑的天空/它们用无比激烈的呐喊/再次响遏行云地告诉人们/没有教养的乱世/注定要卵生一批/毫无秩序意识的英雄和狗熊”(《三国史诗·第六章 暴雨给饮鸩止渴的末日带去凶猛的润泽》)。可能与诗人曾任过媒体记者多年有关,张况的史诗还带有杂文、政论的性质,常于说唱中对历史真相进行揭示:“肥胖残暴的董卓之乱/乃是一场主角模糊的滑稽剧”((《三国史诗·第五章 一大堆各怀鬼胎的姓氏)。只有对历史研究得十分透彻,才会有如此深刻的诗性感悟:“善于变换角色的历史剧/总在上演无情的换角戏/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它总在不经意间挥挥手/让它认为更合适的角色/上场去换下原来的蹩脚/企望以更好的舞台形象/助力时间不推自转的磨/给芸芸众生留下好印象”(《大晋帝国史诗·第十二章 历史惯于上演换角大戏》)。正所谓每一个封建王朝或每一个只代表某一个阶级或集团利益的朝代,都是“兴也是百姓苦,亡也是百姓苦”:“历史再次以其难以置信的经验/告诫风雨飘摇中受苦受难的黎民和草芥/当野心以各种方式爬上历史的峰巅之时/那些在主题之外无条件接受疼痛事实的/依旧是民间上无片瓦遮阴下无寸土容身/手无寸铁抓握通身伤痕累累的可怜百姓”。从对历史的尖锐、锋利的批判中,我们可以见到诗人的胆识和思想的锋芒:“而朝廷的血盘大口/还在逐日变阔变大/三合一的盛大局面/既是游戏的结束/也是荒唐的开端/它们联袂的罪恶/更是腐朽的讣告”(《《大晋帝国史诗·第二十三章 功利的幸福感豢养出病态社会的戾气》)。

张况创作的为大中华立传的史诗大气磅礴,气势恢宏。著名诗人叶延滨在为张况的《中华史诗》所作的代序《诗坛又听大风歌》中,对张况创作的史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张况的诗,自新古典主义以来,其笔下的宏大气势,万千气象,纵横恣肆,心驰神往,很难找到与之相似的诗风。《中华史诗》以历史为经纬,编织出一幅幅气象不凡、风起云涌的奇绝画卷。同时,又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奇书。”这个评价是十分准确的。张况的史诗结构宏大,篇幅甚巨,10万行,200多万字,且格局辽阔高远。长篇巨制史诗,在我国,自古至今,甚为鲜见,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张况如此消耗脑力体力,历时18年之久的宏伟史诗写作,真可谓前无古人(当然希望有后来者),极具先锋性和开拓性,特别是在十分功利、浮躁的当下,能写作10万多行的长篇巨制史诗,如无静气、大气存于心,如无大智慧与大情感共生共促,如无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则甚难极难。

张况的史诗写作喜欢大量使用形容词、大词、虚词,而且十分恰当与贴切,如:“织席贩履的刘备/加上杀猪卖肉的屠户张飞/再加上亡命江湖的杀人犯关羽/就铸成了固若金汤的涿州铁三角/这三条面朝命运背对江湖的汉子/为了遥不可及的共同理想/在罗贯中和陈寿不同版本的三国里/聚首一跪/三条绝配的拜把子真理/就成了生死相随的兄弟”(《三国史诗·第九章 两位英雄与三条绝配的拜把子真理》);“曹丞相高踞于青云之上的雄主气质/以诗歌的名义涌动遗世独立的激情”(《三国史诗·第二十二章 建安文脉遗世独立的气质》);“酒过三巡之后/曹操的诗人脾气/夹着酒气就来了/他踏着铿锵的音乐节奏/耍起了雄壮有力的醉槊/那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深沉感慨/从他吞吐六合的口中雄浑地喷出/每一个似醉非醉的汉字/都结实硬朗得掷地有声/将这位盖世英雄鲜为人知的心迹/和盘托出”(《三国史诗·第十五章 赤壁:一张被羞得通红的脸》)。我觉得,如果没有大格局、大胸襟、大境界,诗人是很难准确恰当地运用形容词、大词和虚词来抒写自己的胸中块垒和豪迈情怀的。总是站在政治与时代高度的伟人毛泽东创作诗词就喜欢使用形容词、大词和虚词,所创作的大多数诗词都是气度恢宏的经典之作。由此可见,当今一些诗人反对在诗歌写作中使用形容词、大词和虚词,虽可给诗句带来一定的张力,有利于拓宽诗意的空间,颇有道理,但是也不可一概而论,一概否定和排斥形容词、大词和虚词在诗歌创作中的运用,而要看作品所表现的主题和所体现的风格。

如何把历史无边无际的诗意表现出来?这就需要诗人通过精心的设计与构思,巧妙的战略布局,抓取历史重大事件和重大人物,凸出历史重要情节与重要环节,让已如流水般逝去的历史,重新以一种新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这种新的形态,就是张况独具个人风格的史诗。张况擅于在宏大的叙事中,对历史人物的人格作全方位的透视,这体现于他对历史人物心理、性格、性情与为人做事的精准分析与细腻描写等方面。在史诗写作中,诗人总是不自觉地将目光透过历史的迷雾,精准地捕捉到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将历史人物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与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因为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往往会决定了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作为握有一定权力的重要人物,也会相应地影响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作极力的诗意铺陈与渲染,如在《大晋帝国史诗·第十三章 人算与天算像大海一样难以蠡测》中,就通过对姜维在假投降后的一番痛苦无奈的心理描写来诗意地分析蜀汉最终失败的原因,也实即通过对历史人物如诸葛丞相等的批评批判来反思历史发展趋势的偶然性和必然性。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诗人张况有丰富的人生历练,见识广阔,知识渊博,对世事洞察入微,对人情熟稔圆融,所以,他的史诗写作在深入研透历史的基础上得心应手,能在他的史诗旷野上纵横驰骋,表演各色人等,特别是角色的切入与转换,毫无羁绊,十分潇洒,这是因为张况在写作中全身心的投入,已完全融入或穿越回历史的情景剧中,所以在写作中总会不自觉地让自己成为抒写的主角,成功地代历史人物发出声音或表明心迹,就有效地拉近了史诗与读者的距离:“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我会想办法搞定那个使者/用银子堵住他贪婪的嘴巴/我要让他揣着明白装糊涂/主动替我李渊去圆场护短/然后我就故意纵情于声色/装疯卖傻来个扮猪吃老虎/瞅准一个绝佳的天赐良机/脚底抹油/及时溜号”(《大唐帝国史诗·第二章 暖风吹绿了墓碑上的年轮》)。

张况创作的史诗,有别于西方神话色彩极浓的史诗,因为张况所创作的每一卷史诗均以历史脉络为写作依据,为主题延伸的主线,以人物心理活动、文化产生过程或背景为写作依托,是真正带有历史性质,可信度较高的史诗,然而,它又有西方史诗的比较成体系、也带有一定情节的特征。张况的每一卷长篇史诗,都有着十分鲜明的历史印记,但是,它们却不是编年史式的实录,也不尽是具体历史事件的简单再现,而是诗人在通读历史(如他对我所说的通读《二十四史》)之后,再在每写一个朝代之前,必先对这个朝代进行深入透彻的研究,然后再进行诗性创作和诗性演绎,力求做到一气呵成。因而,张况所创作的每一卷史诗,都对所抒写朝代的历史变迁过程作出个性鲜明的诗性概括,对该朝代(一定历史时代)的演变进程、人们生活的全景式或重要景式作诗性的反映和表现,均蕴寓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这也体现了张况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及其表现特点。特别是对时代变迁前的形势交待得很清楚,如在《三国史诗》,诗人就清晰地将汉末三国前的形势,尤其是将群豪争霸割据的态势,以十分形象的比喻抒写出来:“冀州青州并州像三块肥肉∕叼在袁绍的嘴里∕兖州豫州如同两块烧饼∕装在曹操的囊中∕凉州像一只酒杯∕在韩遂马腾的手中发料∕公孙瓚公孙度口中∕分别嚼着如花似玉的辽东和幽州∕刘表刘璋的手上∕分别捏着年老色衰的荆州益州∕陶谦刘备吕布的喉管里∕哽咽着香气诱人的徐州张鲁好色∕正扶着江中的小腰意欲∕一亲芳泽∕江东是一根英气物发的龙头拐杖啊∕孙策拄着它∕做指日可待的皇帝梦”(《三国史诗·第六章 暴雨给饮鸩止渴的末日带去凶猛的润泽》)。

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而抒情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张况创作的史诗始终能坚持诗歌的抒情本质,以一种诗意的说唱为最主要的表现方式。所谓“诗意的说唱”,是指其所创作的诗歌十分注意艺术性,用形象化、感性化的诗性语言去作解说,去作抒情的吟唱,特别是他格言式的抒情、唱诵式的抒情,在当今崇尚枯涩、冷硬诗写风格的诗坛,尤显珍贵。他格言式的抒情,更多地应用于对历史真相、历史规律甚或现实生活的揭示,如:“哪些靠想象完成梦想的人∕最终被历史一一拒之门外”(《三国史诗·第十章 那些搭台唱戏的狠角色》)。要想成就一翻大业,必须将理想付诸于行动,进行一番艰苦的奋斗,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你死我活的官场斗争∕从来都如此残酷无情∕追权逐利的官场厮杀∕从来就不乏精彩片段∕自古官场的生存法则∕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强硬谁就会走大运∕谁手软谁就得倒血霉∕根本没任何人情可讲∕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只有一种深刻的解读”(《大晋帝国史诗·第九章 佯病的鼻息摧折一个畸形王朝》)这种将通俗的人间哲理融入到现代味儿颇浓的揭示抒情之中,无疑可以有效地减轻史诗的沉重感和压抑感。他唱诵式的抒情,更多地应用于对历史人物之间的较量和故事情节的演绎,如:“在曹操雪亮的眼中∕谁是英雄谁是狗熊∕他早已心中有数∕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看法∕他命人从树上摘下一把青梅∕煮了一壶江湖味道极浓的酒∕邀刘备过来细酌慢谈”(《三国史诗·第九章 两位英雄与三条绝配的拜把子真理》)。这两种抒情方式和风格,无疑也让他的史诗降低了阅读的难度,更容易抵达读者的心灵,也必然会让他的史诗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获得时间的认可。

诗写性情。诗的风格往往与诗人的性情性格紧密相连。张况为人风趣幽默诙谐,表现于诗亦如是。在他的史诗写作中,能随物赋形,随人赋象,妙语连珠,常以最为现实最为当下的概念与语言甚至是俗言哩语切入历史的肌理,或调侃,或讥讽,或戏谑,而让史诗更显时代气息,让诗中人物生动传神,从而有效增强了史诗的可读性,诸如:“与两朝天子共枕的特殊材料∕没有两下子她能玩得下去吗∕她的阴道一定柔滑得像丝绸∕敢干掉亲生女儿的霹雳辣妈∕没有几招撒手锏能镇得住吗∕她的双手一定嗜好别人的血∕敢弄死太子李忠的当朝蛇蝎∕没点儿斤两能压得住朝野吗∕她的心肠一定硬得像块铁石∕遇神杀神遇佛砍佛的铁娘子∕没有过硬的本事撑得下去吗∕她的乳房一定是两座衣冠冢∕王皇后当初真是打错算盘了∕居然想用武媚来对付萧淑妃∕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吗∕武媚娘是谁你是否真的弄清楚了呀∕一个阴风般乘隙而入的机会主义者∕一个从小就遭受过重压的草本植物∕一个落了发还被允许再长发的美眉∕一个折了翅还能够负重高飞的玄鸟”(《大唐帝国史诗·第十五章 替大唐做变性手术的武姓小女子》);“既然已从父皇手里接过了江山∕就等于得到了帝国的程序认可∕就该开始学着如何抓纲治国了∕既已从父皇手中接过了指挥棒∕就等于当上了帝国首席指挥官∕就该奏响贞观年号的交响曲了∕不能总在过去的氛围中出不来”;“帝国的发展需要强有力的手腕∕抓紧切入主题找准方向前进吧∕帝国的前途需要零偏差的引领”(《大唐帝国史诗·第十章 为血缘的断头劫正名》)等等。这些使用当下意识、当下元素写就的诗句,总会让人觉得十分有趣,而全无硬梆梆的感觉,在阅读时会忍俊不禁发出笑声来。就连每一卷史诗里面的每一章诗题,也都充满解构、消解、阐释和揭示的味道,诸如“理性的禅让其实是默然的退让”、“政策红利为看涨的帝国行情反复加分”、“抢来的江山注定是失眠的金瓯”、“复活的神医治好了历史的偏头痛”等等,无不体现出诗人的史识智慧和驾驭文字的潇洒风流。

张况的史诗,是宏大叙事与浓烈抒情的有机统一体,但我觉得他的史诗里更多的是对历史的某一事件、某一权力争斗作诗意的交待或阐释。也可以说张况是以史家意识来对历史事件、历史文化作诗意的阐释。但他并不是简单直接的解读和阐释,而是运用各种修辞方式,尤其是喜欢运用比喻与拟人手法,以生动形象的意象去言情述怀,去表现自己的历史情感体验,如:“而此时上了阎王生死簿的东汉∕已经是一株行将倒毙的大树了”(《三国史诗》)、“历史张目,时间就此满眼春光” (《三国史诗》)。拟人的表现手法屡试不爽:“冷风拂过三江口乌枣般的五官”。张况还十分喜欢用排比句来抒情,给人一种节奏和谐、感情洋溢、气势强劲之感,如:“失去掌控后的权力∕撑破了私欲的狗胆∕撑断了跋扈的权柄∕撑死了贪婪的肚腹”(《大晋帝国史诗·第十章 复姓天梯直通单眼皮权力的巅峰》)。

历史是孕育文化的温床,张况对中华历史的抒写,其实也就是对中华文化的抒写。由此可以说,张况是尽可能地以他带有现代意识的文化阐释来“还原”中华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和社会生活情景,故其史诗写作其实也是文化诗学的重要体现。张况所创作的每一卷史诗,都化了不少笔墨与篇幅去抒写那个朝代的文化。如在《三国史诗》中,张况就对名医华佗的医学巨著《青囊经》的失去表现出极大的心痛:“华佗留在《青囊经》里的一卷绝活∕因为憨厚胆小的狱吏不敢接受馈赠∕而被华佗已经完全陷入绝境的脾气∕投进一介愚昧无知的火炉中∕也烧成了多难的中国医学史上∕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巨大遗憾”,并专门以一篇诗章《建安文脉遣世独立的气质》来多维度多方位抒写三国时期所出现的杰出文化名家,诸如“三曹气派/彰显文胆风骨”,极具文采风流的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引领文人集团的建安七子;文武全才的书法家钟瑶;用生命演奏《广陵散》的稽康;心比天高,以玄学名世,以酒躲避功名的阮籍,均作了诗意的阐释和说唱。是的,历史除了烽烟战火与刀光剑影之外,还有文化花朵散发出的芳馨。在《大唐帝国史诗》中,同样以一整篇章、近900行的《第十七章 记住那些文化英烈的芳名》,来对唐朝的文化进行如数家珍般逐一作诗意的陈说,尤其是对杰出文化名人如王维、张九龄、李白、白居易、韩愈、刘禹锡、陈子昂、刘长卿、张若虚、孟浩然、贾岛、岑参、杜牧、李商隐、王之涣、高适、王昌龄等等的人生际遇、苦难命运与诗文成就等作了精准的诗性说唱,此外,还对唐代的佛教、道教、天文、地理、书法等各方面有突出成就的名家作了诗意的交待。对各朝代书法文化的熟悉,也佐证了诗人张况本身就是一位有较高素养的书法家。张况对各朝代的文化抒写,进一步让人感悟到历史似烟云,人事如逝水,唯优秀文化可留存千古。

史诗是一种既古老又在不断创新的文学样式,是认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百科全书。一部史诗,尤其是一部宏大的中华民族史诗,对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历史情结与现代意识已然共同构成了诗人张况深层的精神结构和史识体系。张况写作中华史诗,其意愿就是想让已经湮灭的历史、逝去的人物,重新以诗歌说唱的形式,亦即通过心灵化、情感化与智慧化的文字,存在于纸上,存在于当代人们的阅读视野之中,重新回到人们的心灵现实,以达至以史鉴今,给人们更多智慧启示的功效。这种诗歌写作上的英雄胆识和英雄气概,决定了他要在中华史诗写作上开疆拓土。是的,张况的史诗创作,已然成为他融入历史融入时代,具有强烈使命意识与担当意识的艺术自觉。如今,他所创作的全民族全景色的《中华史诗》,已经有效地填补了汉民族恢弘史诗创作的空白,他已用他的21卷长诗成功地构建了属于他也属于我们新时代文学的“史诗帝国”。

作者简介:野松,诗人,诗歌评论家,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广东省鹤山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珠西诗刊》主编。自1984年3月在羊城晚报发表处女诗作以来,已在海内外各种刊物、报纸和选本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与评论文章。曾出版诗集《爱的弦音》《歌唱和自白》《大地行吟》《裸袒的灵魂》和诗歌评论集《神州诗意的灯辉》。曾获第三条道路诗歌写作新锐奖、“清白泉”杯第二届清廉诗文大赛奖、诗人名典首届中国第三极顶峰诗歌奖、2021·第四届“十佳当代诗人”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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