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观圣作之碑》再看宋徽宗赵佶
作者:李华瑞
 

宋徽宗赵佶

　　“不徒素练画秋鹰，笔态冲融似永兴。善谏工书俱第一，宣和天子太多能。”清代王文治对宋徽宗赵佶这样评价。明人宋濂谓之：“自秦以后，文盛莫于宋。”北宋文学艺术十分繁荣，宋徽宗赵佶就生活这个名家辈出，诗词书画鼎盛的时代。大观圣作碑碑文共有1021字，为赵佶所撰写，始刻于宋大观二年（1108年），碑文内容是宋徽宗为维护其封建统治，推行“三舍法”并颁布“孝、悌、睦、姻、任、恤、忠、和”八行取士的诏旨，也是研究北宋学校教育和科举制度的重要史料，为宋以后的科举考试和人才培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让地位卑微的老百姓有了通往仕途的门径。因此我们要感谢赵佶同志，是他拓宽了寒门志士求学的门坎，使文人墨客在数量上有大幅度提升，推动了宋朝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赵佶（1082年6月7日-1135年6月4日），号宣和主人，书画艺术造诣颇高，自创一种字体被后人称之为“瘦金体”，是古代少有艺术型皇帝。许多史料都称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只会舞文弄墨，奢侈无度、治国无方、软弱无能的皇帝。然而，我则不这么看。从大观圣作之碑就可以看出他有治国理政的信心和决心，也有诏才纳贤的大举，惟天公不作美，让他重用了蔡京一党等人，蔡京等人打着绍述新法的旗号，怙恶不悛，政治形势一片黑暗，导致大宋江山很快没落。

    大唐兴诗，大宋兴词，大宋能文人辈出，这和宋徽宗文治天下的教育制度改革分不开的。宋徽宗治国的基本国策、政治方略特点是轻武人，重文人，高度重视文治，采取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及职能，提高文人的政治、生活待遇。取士的名额较唐扩大了数十倍，且“布衣草泽，皆得充举”，为平民入仕铺平道路，入仕后的俸禄也远远高出唐人。在宋代的名臣和著名文人中，像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等，都是出身于寒微的家庭。像唐代存在的诸如一个家族中数十人中进士乃至居高官的情况，在宋代根本就找不到。可以说，在宋代已经不存在一个多少能够与君权相抗衡的特殊社会阶层。这难道不是一个划时代的改革吗？在改革之前的封建王朝，是“三代无官不得入学”的。识字读书在当时只有达官贵人才享有的权利。宋朝政府对文人之待遇在中国史上属于最高水平，由于宋朝非常重视考生素质，教育事业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

    宋朝改良科举制度也促成教育的发展，新的措施包括殿试的设立，防弊措施的增加，放宽应考条件，并增加了取士数量等等。宋朝的科考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通过者在宫内由皇帝主持殿试，在宋朝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考试的公平使得平民的机会均等，因而促进社会阶层的流动。在赵佶的不懈努力下，文学艺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培养了许多优秀的画家，如张希颜、费道宁、戴琬、王道亨等人，其次，采用了考试制度，不少来自民间的优秀画家，被录入画院，故有很多具有民间风格的作品，使民间风格在画院中占有相当地位。

    宋朝文化是中国文化历史中的鼎盛时期，为筛选官员而建立的科举考试推进了教育制度的发展，宋太祖曾要求其子孙永远不得杀害文人，文人在宋朝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重文轻武的风气在宋朝达到了极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等俗谚都是出在宋朝。宋朝优秀文人辈出，知识份子自觉意识空前觉醒。史尧弼在《策问》中认为：“惟吾宋二百余年，文物之盛跨绝百代。”陆游在《吕居仁集序》中也认为：“宋兴，诸儒相望，有出汉唐之上者。”其后中国由于蒙古的入侵并对文人采取敌视政策，加上明清八股文与清朝文字狱严重压制学人思想自由发挥，中国除晚明外再也没有出现过像宋朝一样兴盛的文化景象。

    唐朝早期能以诗被誉为中国文学的高峰，宋代却能够以词创造另一个高峰。宋代文学人才辈出，议论先驱梅尧臣、大文豪苏轼、行为疯狂的米芾、首位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等等。词始于南梁，到了宋代却大受欢迎，成了宋代文学的主要载体。政治家范仲淹，理学家欧阳修，书法家黄庭坚，领军文人辛弃疾都是以词著名。

    跨越时代的沟壑，梦回大宋东京汴梁城，品味《清明上河图》的悠闲、漫步桥亭、遥想观景台上轻歌曼舞……

    “天下一人”的孤傲清高！

怎么看怎么爱的“瘦金体”。

鸡有五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