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时性”之上的个体叙事语法

——简论李国彬中篇小说《爱恨江城》

陈振华

豕鼠之交，“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武汉、湖北，进而危及全国。如今疫情已蔓延全世界，环球同此劫难。文学是对社会生活综合形象的反映与营构，面对疫劫，文学必然要回应现实的重大关切，“抗疫”文学应时而生。当下反映疫情的抗疫文本充斥各报刊或自媒体公众号，遗憾的是众多文本流于浅薄或平庸，尤其是部分所谓“新冠诗歌”的恶俗更是被读者所不齿，真正优秀的文本并不多见。李国彬的中篇小说《爱恨江城》刊于《广州文艺》2020年第4期头条，自然也是对疫情现实的及时回应与担当，但这篇小说并非是纯粹意义上“遵命”的“抗疫文学”，而是深度书写疫情背景与劫难境遇下情感的裂变与回归、人性的沉沦与救赎，同时也全面镜像了江城武汉疫情的多维真实情状，并深入探寻灾难中人们恐惧、惶惑、焦虑、痛苦等精神、心理真实。

一、深度镜像江城疫情的多维现实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既是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也是作家富于历史使命感的高度概括。疫情的惨痛现实，亟待作家、诗人主动介入当下，干预现实。文学界近些年一直讨论如何回归现实主义，重建真正的现实主义精神，其思想旨归也在于文学如何深度回应、摹写这个变动不居的大时代。真正的现实主义不是追求廉价的、庸俗的、虚伪的、表象的、粉饰的现实，而是直击现实的痛处，正视生活的苦难甚至存在的荒诞，不仅仅停留在可见的现实，还要勘探现实存在的可能性维度。

《爱恨江城》的可贵之处在于小说里面的人物尽管是虚构的，但小说所摹写的江城武汉的疫情境况则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和深度镜像。武汉在疫情初期，由于对病毒的来源认识不清，病毒的传染性重视不够，对可能的灾难严重性估计不足，加上某些地方官员的好大喜功、渎职、官僚主义作风以及传染病上报体系的不畅，对疫情警觉者的不当训诫等多方面的原因，疫情控制的最佳窗口期致命性地错过，从而导致江城疫情的大面积爆发。由于短时间内感染者众多，武汉的医疗资源被严重挤兑，确实出现了医院无法全部收治染疫病人的情况，由此引发了不少现实中的惨剧。无奈之下，管理部门宣布封城，仓促之间，又没有做好各方面封城的应对准备，一时间，混乱、恐惧、焦虑攫取了武汉人以及滞留江城的人们的生活。这些都是现实存在的情状，毋庸讳言和避重就轻，如今的伊朗、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等许多疫情严重的国家不都难逃同样的剧情吗？封城、封省乃至封国是疫情危机时刻的不二选择，这样的选择必然会带来沉重的经济、社会代价以及个别地区的牺牲。初始的盲目、慌乱和进退失据也无可避免地会引发一些现实悲剧。小说借助女主人公江彦彦的武汉经历，从很多细节、局部多维度地再现了疫情下江城现实多重的困窘、混乱、无奈、伤痛甚或死亡。“不虚美，不隐恶”，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原则，文本忠实于疫情本来的面目，如实呈现疫情的现状和世事的真相。追随小说中江彦彦的脚步和视角，我们发现在疫情的映照之下，社区疫情管控的混乱，管理者和群众的争吵，医院人满为患的嘈杂，医院防护物资的严重短缺，医生护士连轴转的疲惫，触目惊心的死亡，亲人感染病毒濒临死亡时拨打110、120的无效回应与各方的推诿塞责，一些不法和投机分子趁着疫情投机敛财……当然这是武汉疫情初期的真实，突然间爆发的疫情让各个方面仓促应战，乱象迭生。后来在国家层面的管控下和四方支援下，武汉的秩序和效率才逐渐恢复。小说不仅直面武汉疫劫的真实图景，也将笔触深入到武汉百姓的心灵深处，感同身受地体悟罹难者以及深陷困境、绝境者曾经经历的真实心理痛苦、无助甚或绝望。因此小说由表及里地将现实主义一步步深化，从社会层面深入到心理、灵魂层面，将疫情对武汉的影响向纵深探究。

小说不仅呈现了江城伤痛的现实，还展现出对疫情的英勇抗击。江城毕竟是英雄的城市，度过了初期的无序和慌乱，疫情中的人们很快镇定清醒下来，开始了对城市的拯救、对病毒的反击。小说中江彦彦的表妹朱莎、护士魏小妹是90后的新一代，她们不畏生命危险奔赴抗疫的第一线。还有更多的90后、00后的年轻人组成了志愿者，自发组成各种组织为抗疫提供最大的服务与支撑。江彦彦在江桥上遇到的解放军战士，护士女兵，他们都是年轻的新生代，迈着整齐的步伐，步履铿锵地自愿做最美的逆行者。还有无数的社区干部、警察在守护着江城的平安。普通的百姓也深知疫情的极端危急而严格遵守封城的各项禁令，自觉从抗疫的大局出发。更有各省的医疗救护队和专家临危受命，奔赴抗疫的战场，全民阻击，打响抗疫的人民战争和全面战争。小说也是借由江彦彦的视角和行迹，较全面地展现了人民抗疫的勇气、决心和风采。文本没有塑造超人的英雄，小说着墨最多的就是那些平凡人的挺身而出，尤其是冒着最大生命危险的医护人员，他们就是平凡的英雄。小说多处以江城昔日的繁华今日的空寂反衬抗疫的悲壮，整部小说的叙事基调和感情意绪是感伤的、悲壮的，也是激昂的，深度回应了疫情现实与英勇拯救，以现场感、真实感和有效性维护了现实主义的叙事尊严和叙事权威。

二、疫劫下的爱情伤逝与灵魂新生

小说《爱恨江城》即时回应了江城疫情的多维现实，体现了作家真诚的现实主义态度，但这篇小说叙事的核心或主旨并不在此，而在于小说以疫情为背景为情境为场域演绎了在劫难与生死境遇下的爱情伤逝与人性的裂变、沉沦、救赎与回归。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讲述的也是疫情劫难时期的爱情，男主人公弗洛伦蒂诺·阿里萨为了一见钟情的所爱等了53年之久，他把自己纯洁的精神之爱完整地送给了费尔明娜·达萨，尽管他在“街头爱情”中放纵自己的身体多达600多人，但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爱的诺言。《爱恨江城》中的爱情主人公江彦彦和肖义经历的不是霍乱而是新冠病毒的疫情，会是类似的爱情故事或经历吗？有了《霍乱时期的爱情》的阅读体验，读者也会怀着好奇的心态抱有别样的阅读期待。小说以爱情为线索，以疫情为背景，别具匠心地营构了情殇过程中的疫殇，疫情灾变中的情殇，主人公最终走出了情殇，勇敢地面对现实的疫殇。江彦彦和肖义是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班同学，同班的还有小说中的兔子。江彦彦和肖义的爱情来自校园，带有校园的浪漫与唯美。江彦彦更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把爱情看得甚至比生命都重要，日常生活中一旦没有了肖义的消息或关注，她感觉自己就是行尸走肉，她把自己的身心“连衣带帽”毫无保留地交给了肖义，交给了她认定的爱情。不能说肖义不爱江彦彦，但肖义显然有更多的七情六欲，在欲望喧嚣的时代，肖义有出人头地的欲望，有敛财的欲望，有美色的欲望，有一夜暴富的欲望，他在本质上和江彦彦对生活的向往、追求并不一样。当肖义在医院晋升无望，他根本不考虑江彦彦的想法，决然地选择了跳出去开办医疗器械公司。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他并不想循规蹈矩，而是利用各种关系网络想快速地聚敛财富。而这样的人生欲望正好与兔子的人生观念不谋而合，所以兔子在公总那儿获知自己只是一个玩物或欲望对象之后，就和肖义走到了一起。肖义和兔子的厮混为了避免江彦彦的发觉，竟接二连三地编造种种谎言，当然兔子也以江城的疫情汹涌劝说、阻碍江彦彦到武汉去寻找肖义。最终江彦彦还是毅然决然地去了疫情中心江城，她是为了真挚的爱与牵挂，冒着被感染的生命风险奔赴她的爱情，但获知的却是肖义和兔子在武汉的同居，是肖义对爱情的彻底背叛！

与《霍乱时期的爱情》正好相反 ，《爱恨江城》中的江彦彦与肖义的爱情在江城新冠肺炎疫情的劫难中走向了颓败和灭亡。转眼间，倾城之恋变成了倾城之恨。五雷轰顶、心如死灰、生不如死，这是江彦彦在江城的爱情际遇。当江彦彦踉踉跄跄来到江桥发出决绝的信息准备轻生的时候，是那些在疫情中冒着生命危险逆行的解放军女兵、战士、护士以及江边执勤的警察所带来的使命、责任、温暖唤醒了绝望中的她，也挽救了生命意志坍塌中的她。江彦彦终于意识到自身生命意识的狭隘，生命价值的逼仄从而完成了自我超越的第一步，走出了极端痛苦的藩篱，将自身投身于疫情的最前线。她要活下去，主动加入抗疫的志愿者队伍，在医院的ICU病房勇于承担任务。在极端惨烈的疫情灾难中，在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她对生命的认识获得了提升。在重症监护室抢救过程中，她接手的重症患者碰巧就是她昔日的恋人肖义，她也知晓了死于小区房间的感染者就是兔子，肖义和兔子也为他们的畸形恋情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尽管江彦彦内心仍然心如刀绞，内心的伤痛并没有完全治愈，但这个时候的她已经不再留恋昔日的江彦彦，已然走出了爱情主体的内心死亡。加缪在《鼠疫》中说：“重要的不是治愈，而是带着痛苦活下去。”加西亚·马尔克斯也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说：“爱情应该是一场霍乱，很多人因此死去，很多人为此受伤，还有很多人携带着病毒疯疯傻傻地苟延残喘，却永远无法治愈。”我想，小说中的江彦彦（辛欣）在经历生死的疫劫和情劫之后，她并不是心灵被治愈了，而是带着痛苦活下去，只不过她不再以江彦彦的面目活下去，而是涅槃重生为辛欣，冲出爱情与生命的阴霾和绝望，继续走自己的路。李国彬在此讲述了一个疫情背景下的爱情伤逝与灵魂新生的故事，“讲故事的人是一个社会保护者的观点是具有历史和心理洞察力的：故事涉及到现在、过去或历史，它是一个人或一个社群的真实的或间接的意识之母。讲故事的人是一个民族或一个社群的记忆保持者。“或许，这就是这个故事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记忆的功能，铭刻当下，启示未来。

三、“即时性”之上的个体叙事语法

面对重大的疫情蔓延，人民群众的生死攸关时刻，全社会众志成城，共克时艰，文学创作如何回应、介入这重大的历史事件？每一个作家都有选择角度、题材、体裁和角色的权利。纪实与虚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诗歌、散文与小说，均各擅其长，或悲痛、或愤激、或感动、或百感交集地记录、演绎疫情中的种种世间图景，追问人情、人性与世道人心。它们从家国、生命、伦理、人性、启蒙等多个角度聚焦疫情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弘扬或建构人类在灾难痛苦中的勇气、尊严、价值、信仰、真善美以及人性的光辉。庙堂、广场、民间并非立场的不同或彼此之间尖锐对立，而是选择的角度有所差异，才导致灾难叙事人言言殊，呈现出不同的审美风貌。

《爱恨江城》没有选择宏大叙事视角，而是着眼于个体的叙事语法，从个体的角度以疫情中普通人的情感遭际、人性裂变反观疫情映照下的时代与现实。这里个体叙事语法，有意体现国家话语和民间话语之间的张力，使得“作品中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强势意识形态的编码机制与民间故事原型的自为逻辑之间的胶着、纠缠“构成个体的叙事话语。既然是现实中的悲惨疫情，文学的即时介入应当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场的、细节性的、即时性的记录、还原或刻画才能够保留叙事的鲜活性和真实性。为此，李国彬作了大量的疫情功课，从疫情的社区管控、到志愿者的奋不顾身，到卫健委的政策措施，从医院的嘈杂无序，到筛查病人的海量工作，再到ICU的生死角逐，从生命的凋零到心灵的破碎，从国内的倾囊相助到国内外的袍泽之情，这些杂糅于国家话语与民间话语中的碎片化信息无不熔铸为小说的背景、细节、血肉，并成为小说人物命运、情感、精神展开的场域。甚至非常专业的术语如ECMO(体外膜肺氧合)、颈静脉置管和CRRT以及救治的过程，作家也运用娴熟，信手拈来，植入小说的叙述话语，这些为小说的叙事有效性提供了切实的保障。小说如果仅仅停留于事件、过程和世相本身，那小说就只能具备“即时性”的展示、呈现的审美价值。循此往里往上，透过疫情的镜像营构，追寻在表象现实之上的人性真实和世道人心在疫情中的裂变才是作家的主旨诉求。文本采用了最具个体的、私人性的爱情叙事，这可能源于《霍乱时期的爱情》的启示，或者作家有意识地以爱情这种个人性的叙事角度抵达更具普遍性的疫情中人性裂变的主题。藉由爱情的叙述框架，文本富有心理深度地表现了江彦彦爱情心理的死亡与个体心灵再生的主题向度。小说“即时性”之上的主题体现在疫情中的生命凋零、惨烈的死亡带给江彦彦心理的涅槃重生。所以小说最终落脚于人的情感、心灵与人性。不仅如此，小说的叙事语法还体现出李国彬的个性风采。作家擅长推理小说，既往的推理小说表征为结构的严谨和情节的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爱恨江城》也是在情节故事的推进过程中体现出平淡中见奇崛的审美特征。开始的时候江彦彦和肖义的爱情故事貌似平淡不惊，随着江城疫情的紧急，他们爱情命运的反转与颓败也似乎在读者的预期之中，但超出读者阅读期待和预判的是，竟然江彦彦守护的重症新冠病人是肖义，且破坏江彦彦和肖义爱情的闺蜜兔子也感染病疫身死居所，惨死的情形令人不忍目睹。肖义此刻的忏悔并没有唤起江彦彦的回心转意，而是更加坚定了从江彦彦到辛欣的重生。这样的情节故事或命运心理让小说具有了脱俗的质地与应有的人性深度。文本的结尾，当医院有人高喊江彦彦的时候，江彦彦高喊着：“辛欣到！”，写出了江彦彦和过去的自己诀别的决心与勇气，同时江彦彦也最终完成了个体生命与灵魂的自我救赎，小说也恰到好处地戛然而止。

个人视角的灾难文学应该秉承什么样的叙事伦理？“社会灾难的创伤性也暗示着它的重复性。就社会灾难而言，历史并不是沿直线前进的，而是不断重复,即社会灾难如果没能以有效的文化结构进入人们的意识之中，它很可能以相似的方式再次发生。”小说中，《爱恨江城》的叙事伦理显示的不仅仅是对灾难本身的如实呈现，更在于是对灾难所导致的肉体伤痕、心理伤痕的抚慰、疗愈与反思。江彦彦、肖义，还有死去的兔子，他们或带着伤痛勇敢地活着，或带着忏悔继续人生的旅程，或以自己的肉身湮灭完成心灵的救赎。何止是他们三个，灾难中多少伤痕需要去抚慰，多少破碎的心灵需要去粘合，多少精神症候需要去干预，多少错讹与荒谬需要反思，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文学带着同情、悲悯、温暖与良善去奔赴自己的使命。除此以外，小说的个体叙事语法还体现在小说的语言也具有作家的个性风采，无论是叙述性的语言，描写性的语言，还是小说中人物的语言，均见出作家的艺术功力。小说还擅长人物的心理刻画，对恋爱中的人物心理以及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心理把握得细腻、真切很有分寸感。小说中的场景描写也令人印象深刻，如江彦彦在楼顶和肖义的视频通话，江彦彦砸碎了兔子和肖义居所的所有物品，江彦彦在江边准备轻生遇到的逆行的解放军女兵所带来的心理震撼以及江彦彦在医院中耳闻目睹以及经历的场景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让小说的戏份十足，铺垫到位，水到渠成。

综上所述，这是一篇非常难得的优秀小说，文本在“即时性”之上，以个体的叙事语法，揭橥江城疫情的真实痛苦，进而从疫情的生存劫难出发，在生与死的临界状态中拷问爱情、人性与世道人心。当然这篇小说也不是没有遗憾，比如在回应疫情灾难现实的同时，对灾难本身的主客观因素，对灾难形成的社会思想、文化习俗的深度追问，对灾难作为人类存在无法摆脱的宿命特征还缺乏深度的勘探。灾难与爱情之间的艺术辩证生成，内涵还可以更加丰富多彩。同时，现实的主题还可以向存在的更深处挺进。所有的现实都是存在，但存在却不是所有的现实。只有进一步打通现实通向存在的维度，现实题材的作品才能够具有更加深邃的思想意蕴。李国彬是一位成熟、敏锐，兼具才华和思想的作家，在革命历史、改革、新乡土、现代推理等诸多叙事领域都颇有建树，期待他厚积薄发，有更多的精品力作面世。